她们俗称打工妹。20岁的如花年纪，正是对生活充满梦想的年纪，她们带着玫瑰般的梦想，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繁华的城市。

    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在长沙务工的打工妹65．2％都走进了服务行业。她们教育程度普遍不高，82．4％未婚。工作中，大部分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调查：74．8％遭遇性骚扰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从事服务行业的女性农民工中（文中所指为美容美发、保健按摩、休闲娱乐、酒店、餐馆等正规服务从业人员），有74．8％遭到过语言或行为上的挑逗或骚扰，有47．8％在工作场所遭到挑逗或骚扰。

    做按摩的小云曾经遇到一个客人，一进来就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问她前列腺不好要按哪里，又说大腿根部不舒服，让她多按按，“本来是全身按摩，但是他（指客人）这么一说，我有种被羞辱的感觉，而且十分恶心。”

    调查中，近五成的打工妹说，一般都是在为客人服务时，客人对自己的言语挑逗，还有14．5％是客人对自己动手动脚。

    在工作场合中，对于别人故意讲挑逗的话或是做挑逗动作的行为，只有8．2％的年轻女性农民工认为这是性骚扰。但同时她们中有64．8％认为这种行为是对自己、对女性的不尊重。

    “每次遇到客人讲黄段子，我好反感，那种感觉像是有人在扒自己的衣服一样，浑身不自在，脸上烫烫的，我是靠自己的劳动吃饭，又不是当小姐的。”在某洗脚城打工的小素说。

    调查中，虽然有73．6％的人认为遇到这种情况时，应该积极进行自我保护，但实际上，在认为应该进行自保的人中，有27．6％在面临骚扰时却选择了妥协。总体来说，在遇到挑逗和骚扰时，采取自保措施的仅有46％，另外49．7％的人并未进行自我保护。

    她们中，有3．1％的是“因为要保住饭碗”，而忍气吞声，没作任何反映。17％的选择了“与客人周旋，调侃，以确保工作顺利进行”。每当碰到这种情况，小素的办法就是，“借口换水、加热水什么的，赶紧溜出去，过一会儿再回来”。

    在遇到骚扰时，有36．5％的人想得到老板的保护和帮助，但实际上，当真遇到骚扰时，向老板或上级寻求保护的却仅为5．7％。“闹到老板那去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很少有老板宁愿得罪客人来帮我们打工的。”小素说。

    调查中，也有14．5％的认为遇到骚扰不值得“大惊小怪”，“搞我们这一行的，客人调口味很正常，不能得罪客人。”

    服务：娱乐这一行里没有性骚扰？

    来自长沙县的小欣说，她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遇到骚扰后告诉老板时，老板回答说，顾客就是上帝，上帝哪会搞什么性骚扰？

    婷婷（化名）从湖北农村来到长沙，进了一家娱乐城，上班的第二天晚上，她招待一个大肚子男人。“我一进去，他就色迷迷地盯着我，拉我，我挣脱后跑下楼去，客人朝老板大发脾气，老板把我狠狠训了一顿，还威胁我说：‘不干可以，身份证要500元钱才能退给你’，再后来我就习惯了。”

    在酒吧工作的小唐说，她们得靠业绩拿工资，不讨得客人欢心，就挣不到钱，让客人搂一搂，开开荤玩笑，这就是经营手法。

    需要客源，就不能得罪客人，与客人周旋成了这些年轻姑娘的重要技能，面对骚扰，从刚入行的生疏羞涩到后来的习以为常、随意调侃，已成了她们的“成长”过程。

    尊严：不能因身份而贬值

    据有关部门统计，长沙从事服务娱乐行业的年轻女性达5万余人。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年轻女性农民工就业情况及风险调查》显示，有65．2％的女农民工在服务行业工作。

    受访者中有83．5％的人学历为初中、高中（含中专、中等技术学校），她们平均年龄为20．78岁，大多都是在初中、高中毕业或辍学后来到城市打工。

    长沙市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孙表华说。“据我了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年轻女性，多数把娱乐服务业视为最不安全，最缺乏人身保障的行业。”

    他注意到，个体和私营企业较为严重的性骚扰问题，常常是因为企业对员工缺乏明确有效的保护措施。“娱乐服务业的这类问题突出多半与其经营内容和经营范围与色情业之间界限不清有关。要从行业自律来约束对从事服务行业的女性农民工妇女权益的侵害”，孙表华说，用人单位不仅不能让员工以暧昧的态度招揽顾客，还应制定一系列应变措施，以确保文明的经营环境。比如在有性骚扰现象出现时，如何恰当地更换服务员，管理人员又该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对客人进行劝解等等，直至将有严重性骚扰行为的顾客送交警方。这些措施将对减少性骚扰的发生，保证饭店的经营秩序确实起到积极作用。

    法律：用人单位必须保护员工

    “不能以牺牲女性尊严为代价来赢得客人欢心。”湖南省妇联副主席、省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傅莉娟说，“用人单位有责任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有责任保护员工。这将作为我省正在制订的《湖南妇女权益保护法实施细则》中的法律条款。”

    因为从事的行业、工作特点、自身身份等原因，女性农民工的权益相对更容易受到侵害。当前我国对保护年轻女性农民工有《妇女权益保护法》、《劳动法》中的特别规定等，目前，我省正在制订《湖南妇女权益保护法实施细则》，这些法律将成为年轻女性农民工的有力武器。《实施细则》中将严格规定用人单位有责任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的相关条款，如果老板不出面保护员工，甚至纵容顾客侵犯自己的员工的话，员工将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傅莉娟说，法律定义上，究竟什么是性骚扰还无统一标准，所以在制定实施细则的具体操作上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怎样去规范完善还要进一步研究。目前，细则所指的性骚扰是“不受欢迎的骚扰”。当年轻女性农民工在遇到客人搂、抱，强行陪酒等要求或行为时，只要自己不愿意接受，就应该坚决反抗，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不能选择忍气吞声，否则后果只是导致性骚扰升级，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更大的伤害。

    “法律的保护，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具有一定的被动性，重要的是年轻女性农民工要懂得防范事件的发生。”傅莉娟说。

    但目前，女性农民工自身风险防范意识不够，还缺乏保护自己的意识与能力。湖南女子职业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王凤华说。

    省妇联副主席喻民民说，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减少辍学率，避免农村女孩子过早加入流动大军中，造成因年纪太小、缺乏辨别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带来的就业风险；而且还应把怎么防范就业风险的知识搬到农村教育的课堂上，及早树立女性农民工的风险防范意识。

    社会：从被动补救到预防干预

    降低女性农民工在就业中的风险，仅仅靠农民工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它需要农民工与政府以及其它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省社科院社会学法学所所长方向新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得不到政府有效的保护，用工单位对农民工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歧视，农民工的权益完全置于雇佣方的控制之下。若不对资本追逐利益的本性加以制约，那后果必然是以牺牲劳方的利益为代价。

    “如果遇到性骚扰，你会最先向谁寻求援助？”调查数据显示，有28．2％首先选择向亲戚求助，居第一位，而向政府部门求助的仅为2．3％，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政府在这方面工作的不足。

    喻民民认为，女性农民工外出务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盲目流动而导致陷入就业风险，更多的进入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受自身技能限制。只有加强对职业中介组织的管理和监督，规范用工单位的用工行为，对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要进行处罚和治理，加大对贫困农村地区的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社会工作机构应该为农民工提供专业救助和指导”，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成文教授说，从国际上看，社会工作机构在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开始出现为农民工服务的非盈利的法律援助中心、农民工自组织等社会工作性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出现有利于降低农民工就业风险。目前，政府以及妇联等已为保障农民工安全就业展开积极行动，降低由于就业信息缺乏或不准确导致的风险。

    记者手记

    调查背后的艰难与尴尬

    由于女性农民工大多数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包括一些较为敏感的服务场所，问卷访问时，她们大都拒绝和排斥，雇佣方也不欢迎。本报调查员在解放西路一家酒吧做问卷访问时，被酒吧管理人员拒绝，并扣留了问卷10多份，调查曾一度陷入困局。

    更难的是个案访谈，她们担心接受访问后对以后的工作造成影响，比如被炒鱿鱼、惹祸上身等。访谈中，做按摩的婷婷被我们选做非常合适样本，但是，社科院调查员陆福星三次采访都未成功。起初，她以为陆是“卧底”，后来又担心隐私被泄露，对陆百般推辞和拒绝。后来她提议，要采访她可以，但是陆必须在她那里做一次按摩。陆答应了，至此采访才顺利展开。

    省社科院女调研员刘艳文对洗脚城的农民工调查时，接连被10位洗脚技师拒绝。第二天，她跑到一家洗脚城应聘，被聘上后，接到的第一个客人见她模样单纯，便以技术不熟为由想占她便宜，吓得她落荒而逃。

    目前，在长沙娱乐行业从业的年轻女性为5万余人。此次本报和省社科院社会学法学所联合推出的女性农民工相关报道，虽然与众多就业问题相比，这只是冰山一角，但这却是一个比较普遍而突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