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日前举行了首届性文化节，并启动了性学高峰论坛，有专家在论坛上指出，我国青少年性犯罪中，很大程度是因为青少年的性无知。

这是一种常见的并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但笔者觉得这种观点有点刻舟求剑。在这样一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要说无知，更多地也许并不是基于性生理的无知。与专家观点有悖论意味的是，本届性文化节举办的青少年性教育论坛专为家长而设，而作为“主角”的未成年人不得入内，据称主要是考虑到其“承受能力”。

前几日看了一部名为《我的教师生涯》的电影，对其中一个情节印象深刻：影帝梁家辉扮演的男主角、上世纪60年代某位富有理想的乡村教师因为上了一堂生理卫生课，向学生讲解人体青春期变化而导致众多家长以“耍流氓”为由联合向公社告状，并遭到了劳改处罚。可以想像，在我们这个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根深蒂固的古老国度里，将“性”这个隐密地带公开到课堂上，怎能不引起家长们的愤怒？“性无知”也可以说是那一代人的一种集体代名词。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一个人如果不生活在真空中就应当知道，如今的青少年接触“性”的途径比上一代人要宽广得多，随着观念的变迁，祛魅的“性”也不再是一个神秘的忌讳的话题，更不用说各地电台谈性节目惹得广电总局下达禁令、性文化节上经常会出现模特做爱模拟表演之类的场景，有人在公共场所摆放堪称世界之最的巨型生殖器雕塑了，似乎整个社会都显得“性”致勃勃。本届性文化节的观众中以中老年人居多的现象也可视为一种旁证—专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老年人对性文化、性信息的了解渠道比青年人要少。换句话说，组委会对未成年人“承受能力”的担心是多虑了，他们才不会轻易“流鼻血”呢。

“性无知论”可能才是无知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性教育现在可能有点矫枉过正了。举例说，深圳4年前推出了首部中小学性教育读本，分别向9岁至12岁的小学生、12岁至15岁的初中生讲解避孕、堕胎等性知识，还在书中印上患了性病的生殖器官的彩色图片，结果吓坏家长，纷纷作出投诉，首印的数万册至今没有售完。与电影中不同，笔者认为这些家长的反应是正常的，虽然如今的中小学生对性话题获得了较强的“免疫力”，但进入性教育的范畴，或者说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意识，还是应该根据一个人的身心发育特点，根据整个社会文化心理，设置一个合理的开放尺度。

更重要的是，在性教育之上，我们先得着力于性的人格教育。青少年性犯罪并不是因为专家所谓的性无知那么简单，更多是性的人格教育的缺失、性的价值观的迷失。据报道，从今年3月到最近几周，包括印度西部大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内的6个邦已决定不再开设性教育课程，原因是他们觉得“中学生需要以价值观和文化为基础的教育，而不是性教育。他们需要学习的是瑜珈”。这反映了文化承受力与性禁忌之间的激烈冲突，这种保守做法当然不值得我们效仿，但有一点值得明确的是，开放的网络社会，青少年更早需要的不是性生理教育，而是性的价值观的教育。正如功夫在诗外一样，性教育也往往在作为知识的“性”之外。